槐乡大地

那个难忘的暑假
◎ 李端儿
 
　　每当听到孩子们放暑假时欢呼雀跃的声音，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暑假。那是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暑假，于我而言，它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与转折，成为我学生生涯中最为特殊的一段时光。
　　1973年，我踏入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地点是村中二郎庙。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村实行大兵团制，母亲被划进青年劳力，每日天不亮便上工，夜晚下工后还要集中开会学习。三餐都在团里解决。照顾家庭的重担瞬间落在了年幼的我身上。照顾弟弟妹妹起居，做饭、放羊、割草，甚至挖野菜补充粮食不足。这些琐事让我的学业一搁再搁。直到1977年，我才得以复学，并且连跳四级，直升五年级。
　　复学后的学习之路充满坎坷。语文课堂上，我如同听天书，别人认识的字我认识不及四分之一，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数学课起初的分数加减法还能跟上，可到了圆柱，圆锥以及应用题等课程时，我便一头雾水，作业题错误百出，作业本上满是刺眼的错号，有时甚至把老师气到划破作业本。那时的我，对学习充满了恐惧和迷茫，甚至产生了辍学的念头。父母看着我年纪小、个头矮，心疼不已，他们鼓励我坚持到小学毕业。
　　幸运的是，1978年教育改革的春风吹来了希望。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有在校生原班补课半年。这年伯父李效名和董源被大队抽回学校，充实教师队伍。他们两个代课我在的五年级。董源老师教语文，伯父教我们数学。在他们悉心教导下，我的学习成绩逐渐有了起色。董老师的语文课生动有趣，让我对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伯父则凭着扎实的数学功底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为我打开了数学课的大门。他不仅详尽地讲解每一个知识点，还耐心批改作业，并因材施教，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激励方法，让我在数学学习上取得了质的飞跃。
　　紧接着，暑假来临。伯父根据学生成绩将我们班31人分成三组，进行分类放暑假和义务补课。一组的十人，包括我在内（记得有李清平、李端儿、董海生、董槐记、董新平、董根龙、董兴亮、董才娃、董金柱、董呆柱十人），成绩较好，没有暑假，每天早出晚归地跟着伯父学习数学。伯父把小学涉及的数学知识进行归类讲解，每精讲完一类课程，便出大量练习题让我们练习。整个做题过程就像一场激烈的小比赛。我们十个人争着当那个做题又对又快的人。在伯父的激励下，我们的学习热情高涨，学习劲头十足。
　　当时，物资匮乏，没有复习资料，伯父便把自己珍藏多年、已经发黄的课本拿出来，还亲手用蜡纸刻板出复习题集。为了买到可供学习的纸张，我和同学李清萍徒步前往古罗乡韩略供销社，买那种便宜发黄的纸，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从未抱怨，心中只有对知识的渴望。
　　随后二组和三组相继开学后，伯父的课堂变得更加热闹。他风趣地说，在讲台上讲课就像唱戏，观众越多越能发挥好。伯父把数学问题分类解决：和差问题、鸡兔同笼问题、路程问题、倍数问题、工程问题、年龄问题等应有尽有。每一类又细分几个小类。其中“每人几个多几个，每人几个少几个，有几个人几个物？”这类问题最饶人，常常把同学们绕得晕头转向。但伯父总是耐心分解，仔细解惑，直到大家都清楚明白。每解决一个问题，课堂上都会响起开心的笑声。那是攻克难题后的喜悦，是收获知识的满足。
　　整个暑期，伯父每复习完一个章节，就会进行一次测试。我们的座次也会根据成绩重新排列。成绩最好的排在前面，一旦成绩下降，座次就会退后。这个办法大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积极性，同学们都争着抢着完成作业，还主动要求每天增加课外题抄在黑板上，供有余力的同学学习。在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乐趣，让我们乐在其中。
　　经过半年补课和一个暑假集训，我们班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上学的积极性也极大增强。之后我们顺利升入初一年级。依然是董源老师教语文，伯父教数学。伯父继续沿用补课过程中的好办法，好策略，两位老师以德感化，以智育人，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们班尊敬师长、团结友爱，齐心协力，共同度过了快乐的初一。班里的成绩也名列本教办前茅。
　　回首往事，那个暑假无疑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如果没有伯父的义务补课，如果没有那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我成绩可能会一塌糊涂，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只能小学毕业就辍学。而正是因为那个暑假，我才得以迎头赶上，继续读书，后来还考上了师范，转了国供户口，分配了工作。这一切，都源于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暑假，源于伯父的无私地付出。
　　如今，多年过去了，那个暑假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伯父陪伴我们度过的紧张而愉快的时光，不会忘记他在讲台上耐心讲解的身影，更不会忘记那个改变我一生的暑假。它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怀揣着对知识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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