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乡大地

第一场雪
◎程洪俊
 
　　今晨飘然而降的雪花，是山西气象台提前三日便预告了的。她果然如约而至，落在了清晨六点十二分的窗玻璃上。我静静看着，看那细密的飞花，被城市闪亮的灯火染上一层倦怠的橘黄，纷纷扬扬地翩翩落下。它是一场符合预期的城里薄雪，像一面过于光洁的镜子，照见了记忆深处另一场莽撞的、铺天盖地的大雪。
　　那雪，没有准确日期。只记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某个深冬，醒来时，世界失声了，死一般的寂静。窗纸上泛着一种沉甸甸的幽白，门是推不开的，下了一夜的积雪一尺多厚，早起的父亲用铁锹铲了许久，才凿开一道窄窄的、冒着白色寒气的通向大门和茅厕的便道。我和四姐、三哥挤在窗户口，像几只惊呆了的小兽，望着那片被雪重新塑造的白色王国。那雪的厚度，无人丈量，我们只知道，它厚到能吞没一切道路，厚到让时间本身都冻得滞重起来。最高兴的是上午不用去上学了。
　　雪的颗粒也与今日不同。不是精致的粉，而是小小的、坚硬的霰，打在脸上，有微微的刺痛。风是沉郁的号角，从远处的山脊滚过来，卷起雪沫，闪着金刚石般的碎光，又瞬间幻化成一片迷离的、旋转的雾。屋檐下悬着的冰凌，长及半尺，通透如水晶，内里却冻着丝丝草屑与尘土，那是寒风捎来的、关于荒野的幽微记忆。
　　寒冷是有形有质的。它从每一道墙缝钻进来，像看不见的、濡湿的舌头，舔着你的皮肤。我们穿着妈絮的棉袄棉裤，臃肿得像小熊，动弹间能听见里面棉花摩擦的窸窣声。妈总是坐在炕沿，凑着昏黄的窗光，将旧衣拆洗净的布片，一层层铺展开，中间匀匀地填上自家种的、弹松的棉花。她的手指常被针扎破，那一点点殷红，悄无声息地渗进雪白的新棉里。针线穿过厚布的瞬间，发出“哧啦”的、饱满的声响，那是无边寂静里最踏实、最富足的乐章。妈缝进去的，不只是棉花，是呵出的暖气，是默默的凝视，是把一整块寒夜，都密密匝匝地缝成了家的屏障。
　　父亲从大门外雪道里归来，眉毛与胡茬上结着白霜，像一位雪国酋长。他将冻硬的双手伸到炕头的火盆上方，炭火的暖意化开冰霜，水滴在灰里，“滋”地一声，腾起一小缕转瞬即逝的、带着烟火气的白烟。这便是一家人的“火炉”了。火盆沿上烤着几颗红薯，表皮渐渐起了焦黑的、皱缩的泡，甜蜜的焦香混着柴火的辛涩，丝丝缕缕，钻进每个人的鼻腔，勾出最诚实的渴望。那香味，是有形状的，是暖的，毛茸茸的，像一只蜷缩在怀里的温顺的小猫。
　　外面的世界，彻底交还给了寂静与冰雪了。天地间唯一的声响，或许就是我们在雪地里的嬉闹。雪是没过膝盖的，一头栽进去，便是一个清晰的人形印记。雪团捏在掌心，初时是刺骨的冰冷，旋即被体温捂成瓷实的一团，掷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短促的弧线，“噗”地一声，在四姐的花棉袄上开出一朵硕大的白花。三哥堆起的雪人，用两粒乌黑的煤核做眼睛，一根红辣椒做鼻子，憨拙地咧着嘴，守着我们的院落，也守着那段被严寒无限拉长的、近乎凝固的童年。
　　夜晚来得特别早。一盏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将我们的影子巨大地、摇曳地投在斑驳的土墙上。灯芯偶尔“噼啪”一声，爆出一朵华丽的灯花。妈便说，有喜兆！有喜兆！我们围坐着，听父亲吸着呼噜呼噜的水烟，讲些抗战时八路军战士们在太岳山里与冰雪有关的故事，或是他在部队时去敌占区化妆买药品时的经历。他的声音是低沉的，浑厚的，混着窗外北风忽远忽近的呜咽。但我们听起来却是紧张的、惊险的与快乐的。黑暗与寒冷在屋外是无边无际的**，而我们家里这盏灯，父母说话的声音，一盆将熄未熄的炭火，便是这**中暖洋洋的小岛，它坚实，温暖，令人昏昏欲睡地安全。那种被隔绝的、相依为命的感觉，将人与人的距离，熔铸得比血缘更加紧密。
　　而今，我站在这恒温的玻璃窗户之后，脚下是均匀的地暖，窗外是精确的十二毫米降雪。一切危险与不便都被剔除了，连同那危险里包裹着的，那不便中磨砺出的、明亮的欢欣，也一并被剔除了。我们用科技征服了寒冬，却好像也永远失去了那个需要紧紧偎依、互相温暖、共同度过的冬夜。那夜的雪，不曾被度量，却厚得足以覆盖一生；今日的雪，被度量得分毫不差，却轻薄得留不下任何印记。
　　窗上的水汽渐渐模糊了城市的流光。我用手指，无意识地画着，画出一根长长的、歪扭的冰凌的形状。指尖传来一片虚拟的冰凉。我知道，我再也堆不出那样一个憨拙的雪人了。它的煤核眼睛与辣椒鼻子，早已和那个在“白色窗台”口张望的早晨一起，融进了时间更深的雪里，静默，封存。
　　只有记忆，如同妈当年缝进棉袄的那一点点无意渗入的血色殷红，成为这苍茫雪色里，唯一不冻的、沉默的、温暖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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