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乡大地
在晋南的旷野上
◎ 李骏虎
（接上期）
种瓜的老手
因为要去镇上上初中，我结束了放牛娃的生涯，失去小黑牛后，暑假里我每天晚上的工作主要是看瓜。村里的孩子胆子大，一个人就敢在旷野上的瓜棚里过夜，夜晚的瓜地连绵无垠、烟雾笼罩，远近的瓜棚如同大海上稀落的扁舟，人生的大寂寞和人间的烟火气并存。在此之前，热爱文学的父亲毅然辞去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去《临汾日报》编辑部做了实习编辑，继续做着他的作家梦，并鼓动我写点寓言故事和诗歌试着给文学副刊部的主任看，那个出过诗集的主任居然用“一字不易”来赞赏我的天分，乐坏了一向内敛木讷的父亲。我也得以从小学开始就在地市级党报上发表作品，上初中后又自己投稿给省级的《山西农民报》，发表后被父亲看到，他一直认为那个作者是与我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直到我拿出那张五元“巨款”的稿费单，他才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在好几天里莫名其妙就发出一串“嘿嘿嘿嘿”的笑声。
但父亲本质上还是个农民，他不会因为文学而耽误了农事。西瓜和棉花是农村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我们兄妹仨的学费来源，作为家里的长子，我在十二三岁时就被父母分派晚上住在瓜棚里看瓜。开始父亲还帮我在地头搭好瓜棚，后来我干脆带着八九岁的弟弟自己搭瓜棚了。我带着弟弟大费周章地把瓜棚盖成二层楼，这样可以防止夜里的野兽袭击，还可以在楼下点上艾草或者烧一堆麦芒来熏蚊子——小河里的蚊子成团地往脸上砸，不烧点烟没法睡觉。我和弟弟热火朝天地搭建二层瓜棚时，路过的叔叔伯伯总是对我的别出心裁嗤之以鼻，他们善意地“嘲笑”我们说：“这是打算住一辈子啊？”天黑之前搭好瓜棚，回去吃过晚饭，弟弟要睡觉了，我一个人提着一盏防风的马灯，挥舞着自制的“金箍棒”去地里看瓜。旷野辽阔，星光熹微，虫鸣像海潮一样弥漫着，那时候的黑夜是真的黑，黑到面对面都看不见人脸，全靠白天的记忆走路。我躺在瓜棚里根本就不敢“下楼”，尿尿都是从瓜棚的树枝缝隙里撒外面。之前不知道从谁家的炕洞里翻出一摞子线装书，拍去厚厚的浮尘露出靛蓝的封面，竟然是《红楼梦》，八卷本，翻开看是竖排版，也被我带到了瓜棚里，正好凑着马灯的微光阅读，以驱散漫漫长夜的恐惧。但当读到“昨夜潇湘闻鬼哭”，棚外夜风翻动，枯叶哗哗作响，头皮发奓，头发根根直竖，怎么也不敢读下去了。
村外就是老309国道，那个年代还是运输主干道，西瓜熟了得每天拉着小平车到国道边去摆摊儿。国道边是一米多宽的沙土护路带，供步行和骑自行车，正好可以摆一张小方桌和几张小马扎，桌子上放两个艾草编成的草圈，西瓜放在上面可以防止滚落。我虽然只有十三四岁的年纪，已经是种瓜的老手，随便拍拍就知道瓜熟不熟、沙不沙，但我已经是通读过竖排本《红楼梦》的“读书人”，怎可做“贩夫走卒”之徒？况且，公路上人来人往，万一被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看到我在卖西瓜，岂不是要遭人耻笑？这时候我不谙世事的弟弟就派上了用场，我让他坐在小方桌后面的马扎上，手摇大蒲扇，我则在小平车后面铺一张麻袋片，躺在上面读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有人买瓜了，弟弟就喊一声：“哥，出来！”我就戴上草帽从藏身处出来，很老到地跟人讨价还价，挥着西瓜刀在瓜上开一个三角形的口子，抠出一块锥形的瓜瓤来让买主尝：“看看，沙不沙？不信尝尝甜不甜！”就在做瓜农小贩的岁月里，美丽、知性、善良的丁洁琼（《第二次握手》中的人物）在我心底留下了理想女性的美好形象，我躺在麻袋片上头，枕着草帽壳捧读《第二次握手》，身边是公路边热带雨林般浩瀚的玉米地，为主人公伟大而遗憾的爱情泪流满面。
农事的衣钵
父亲给我以文学的熏陶是潜移默化，传给我农事的衣钵却极具仪式感。在过“圆满”（晋南农村孩子的十二岁生日）之前，父亲是往地里送农家肥的活儿的主力，我是辅助，比如他抡着三齿粪叉往平车里扔猪粪、牛粪的时候，我需要端着车辕杆让平车保持平衡；往地里拉粪的时候，他在前面扶着两条车辕，肩上拉着拉带，我跟在后面推车。平时一家人在院子里摘花生、剥玉米的时候，也是父亲开故事会的时候，他把从书报杂志上读来的案件啊历史故事啊饶有兴味地讲给我们，使得枯燥无尽的农事活动变得轻松有趣。但挖农家肥是重体力活儿，父亲没有过剩的精力边干活边讲故事，他就买了一个木头壳子的大收音机，前脸儿蒙着金色花纹的红色布面，雪白的调频调谐旋钮，红色的指针在五线谱一样的指示盘上滑动，干活儿的时候把收音机放到窗台上，音量调到最大，就可以在评书和广播剧里忘却劳动的疲劳了。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家的田地离村子比较远，送一趟农家肥要个把小时，这样漫长的时间没有精神生活是我家人受不了的，尤其是我跟在后面推车，只看见脚下的土地流水一样倒退，觉得没有意思。于是父亲又跑到镇上的百货商店花十块钱买了一个烟盒大小的微型收音机，乳白色的塑料壳，黑色的后盖，他把小收音机装在衬衫的前胸口袋里，拉着车意气风发地走向田野，我小跑着在后面推车，支棱着耳朵捕捉前面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在无尽的岁月里跑成一个快乐的小农民。
有一天，在我们家巷子里的粪堆旁，院子里那棵探出墙外的老柳树的树荫里，父亲笑眯眯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那个乳白色的小收音机，问我想不想要。我当然想要，父亲就郑重地说：“收音机给你，以后往地里送粪的活儿就是你领着你弟弟干了。”当时我身上穿的是他穿烂了袖口，被我妈剪短改小的旧褂子，他把小收音机塞进我胸前的衣兜里，把车辕杆交到我手里说：“从今天起，你拉车，你弟弟推车，把牲口圈里所有的粪都送到地里去。”那个时候我12岁，弟弟8岁，小黑牛不到两岁还不会拉车，之后的十年左右时光，我们兄弟俩的寒暑假都在送粪中度过。
我们家在著名的洪洞县的南垣产粮区，沃野平畴，地块又宽又长，每一平车农家肥都要拉进地里去，分成两堆，为防风保墒还要用铁锹拍结实蒙上一层土。往刚收割过的地里送粪可不像在路上拉车那样轻快，我们兄弟俩要拼了命地往前拽着推着，几乎要趴在地上了，才能蛇行着让深陷土里的车轮前进。当夕阳西下，完成一天的劳作，弟弟拉着空车往回走，我坐在车斗里歇息，回望远山低树的剪影中，小河泛着金色的波浪，田野上各家地里是无数坟丘般圆形的粪堆，在天地大美中，心里往往会泛起与年龄不相称的无限的苍凉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二十年后，我把和弟弟送粪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用镰刀割草的男孩》。
没有参与过夏收是不能被认定为真正的农民的，夏收的紧张和超负荷劳作使我产生了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五黄六月，龙口夺食，四十年前晋南还没有联合收割机，收麦子要靠人力用镰刀一垄一垄地割，太阳越毒、麦秆越脆越好割，因此总是顶着大太阳，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弯腰劳作。晋南地块平整，麦田常常有两三百米长，来回两三趟就是上千米，头上烈日炙烤，鼻子里是植物发霉的黑尘，脚下游走着昆虫和四脚蛇，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割上个几十米就腰酸得觉得身体中间有一段消失了。眼看父母已经割完一垄折返回来了，我绝望地躺在割倒的麦捆上，眼望着灰白耀眼的天空心想：“难道就要这样劳累一辈子吗？为什么我们一辈一辈都要这样辛苦？”父母弯腰挥镰路过我身边，没有责怪我，两张汗津津、晒黑的脸膛充满着笑意，他们在一边干活一边聊什么开心的事情，大概是今年的收成不错。他们不是以苦为乐，他们仿佛就不知道什么是受苦，尽管农民们经常自嘲说“咱就是个受苦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哲学呢？但他们脸上的笑容却比什么人都灿烂，而正是这灿烂的笑容刺伤了我的灵魂，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没有收割机却有脱粒机，这机器的高效率促使人们形成了以家族或邻居为单位的“互助组”，形成“一条龙”作业，麦季里人和机器都得连轴转，白天夜里都得不到休息。在这个作业链条中，我们这些个小伙子是最后也是最累的环节，把脱了粒的麦秸用大铁叉扔到高高的麦秸垛上去，身体累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睡觉，就盼着湿麦捆塞住机器的那一两分钟时间，抱着铁叉往麦秸垛上一倒瞬间睡着，机器一响马上又会弹起来接着干。后来我玩命地要考上学校离开农村，就是实在受不下那种劳动强度和它带来的绝望感了。我国全面实现小康后，我在晋南一个山区县担任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驻县帮扶大队长期间，去各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夏收季节也看不到几个农民，队员们说，现在都集约化、机械化了，农民都进城生活了，夏收就是打个电话全搞定，根本就用不着回来。我望着机械纵横的田野，突然就想起往事，小黑牛能驾车后，父亲请木工打了一挂大车，这样我就从拉车的变成了赶车的，悠哉地坐在车翼上摇着鞭子。只是小黑牛习惯了往前冲，我们总是像一辆坦克一样冲过平静的村庄，奔向无边的旷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