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乡大地

母爱如灯
 
◎薛锁明
 
  妈妈走了,享年九十岁。她走得很安详,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火苗轻轻一跳,就熄了。可那光,却永远留在了我心里。
  妈妈出生在偏僻小村。六岁那年,外公惨遭日军残害,大舅参军远行,两个姨早已出嫁,年幼的妈妈只能和体弱的外婆相依为命。没过多久,外婆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孤苦的她从此学会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十五岁,幸得大姨收留,她帮着操持家务、照看孩童、侍奉老人。
  十八岁,妈妈孤身前往太原谋生,与同样孤苦无依的爸爸相识成婚。两年后,我和妹妹相继出生,一家四口初得安稳。可世事难料,爸爸响应号召,带着全家回温家庄务农。初回故土,日子格外艰难。我至今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些黎明——天还漆黑,妈妈就早早起身,把我们锁在家中,独自踏着晨露翻山越岭挖野菜,再赶在天亮前回家为我们做早饭。一碗清汤野菜,勉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隔壁樊奶奶看我们家实在困难,常招呼邻居们送些野菜来,让妈妈拌点粗糠糊口。
  后来弟弟妹妹陆续降生,家里愈发拮据。有一年除夕深夜,我夜半醒来,听见灶屋里妈妈压抑的哭声。爸爸万般无奈,提议卖掉缝纫机。妈妈当即含泪回绝:“不能卖!卖了,孩子们连件囫囵衣裳都没了。”那台缝纫机,是妈妈出嫁时置办的。当年全家从太原返乡,万般物件都舍弃了,唯独它用油布层层包裹,一路带回老家。白日妈妈下地挣工分,夜里踩着缝纫机接活,五毛钱一条裤子,七毛钱一件上衣。寒冬腊月,她一坐就是大半夜,双腿冻得麻木,双手长满冻疮,指头上缠着胶布,胶布下是一道道被针扎破的口子。大年初一鞭炮响起,一整夜没合眼的她直起疲惫的腰身,笑着唤我们试新衣裳。那一针一线,缝进去的是妈妈倾尽心血为儿女撑起的体面。当年的粗布衣裳穿在身上,暖了我们一辈子。
  妈妈一生养育八个孩子。邻里都劝她:孩子长大了可以下地挣工分,女孩子早些嫁人。可妈妈说,只要孩子们愿意读书,再苦再难她都要供。为了调剂生活,她变着花样把土豆做成各种食物,常常一大盆做完了还不够吃,轮到她自己时,就用开水泡酸菜对付一碗,久而久之落下烧心反酸的毛病。老二出生时脸上有胎毒,妈妈四处打探偏方,用黑豆熬油天天涂抹。孩子疼得睡不着,她便整夜抱着哄。可她从没说过一句“我受不了了”。她把“受不了”三个字,从自己一生的字典里,悄悄撕掉了。
  妈妈的手极巧。有一年六一,我所在的中心小学办展览,她连着两个晚上用高粱秆给我做了一辆小汽车。挑选匀称的秆子,靠近煤油灯慢慢烤,一点一点弯出车身弧度。糊上平整的彩纸,锯下圆木头片,打磨后做车轮,穿在轴上,真的能转。那两个晚上,她弯腰低头的背影,我一辈子忘不了。展览那天,小汽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同学们都羡慕得不行。后来发了奖状,我拿回家,妈妈擦干净墙上的灰,端端正正贴上去,退后两步看了看,脸上浮起淡淡的笑。
  腊月二十八是我的生日。每到年底还清债,家里也就空了。妈妈依旧想方设法为我蒸黄米糕。糕蒸好了,她撒上白糖递到我手上:“趁热吃,长命百岁。”那块糕烫手,软糯粘牙,可那甜味能让我记一整年。后来我成家、到报社工作,每年生日都有人张罗蛋糕蜡烛,可我心里最念的,始终是灶台前那块烫手的黄米糕。原来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从来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有人疼你时,递到你手里的那一口热乎。
  长年累月的操劳,妈妈落下一身病痛,可她舍不得买药。有一回我偷偷给她买了两块钱的止痛片,她责怪了我几句,转头又把我搂进怀里落泪。她把自己活成一堵挡风遮雨的墙,护我们平安长大。如今墙倒了,我们才知道风有多冷。
  十二年前爸爸离世,妈妈独自熬过六年。之后我们兄妹八人轮流侍奉,为她擦身、喂饭、推轮椅晒太阳。妈妈总心怀愧疚,说自己拖累了儿女。可我们深知,小时候您抚育我们长大,如今我们侍奉您终老,这不是拖累,是儿女最大的福气。每每听到这话,妈妈便露出欣慰的笑容——那段时光,是她一生中笑得最多的日子。
  如今,她走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煤油灯下她佝偻的背影,不会忘记那句“妈没事”,不会忘记哒哒作响的缝纫机,不会忘记灶台前那块烫手的黄米糕——不会忘记她把所有苦难自己咽下,把所有甘甜留给儿女。那盏煤油灯灭了,可它照亮的路,我们还要走下去。
(来源:《山西日报》)